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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们如何趋向或培养恰当的性格。

这股潮流最初是通过分散的地域形成基本布局的，并经过"讲学"的形式流动起来，形成沟通网络，再逐步波及到上层社会。比如在祭祀先人的问题上，朱熹就认为，葬仪传递哀痛感情的实质内容比外在的形式礼仪更加重要，万一与礼仪有所不合，则认为"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

"（[88]） 这段评论有点象夫子自况，因为宋朝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强兵富国的功利思路一直占据主流位置，而没有人看重道德实践的成就对治世引发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深究"为学"与"为治"的一体关系。所谓"人君之学，不在于偏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论语》中除曾点外的三人回答孔子如从政意欲何为的询问时，子路、冉有的回答都是想走强兵富国的路线，公西赤则只想作一个习学宗庙礼乐的"小相"，而孔子唯独赞同曾点要在暮春时节与友人三两成群地洗澡嬉戏，乘兴而归的做派。从而降低了儒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很容易让人感觉这些夷狄已淹没在了儒家声教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他把"讲学"的意义提高到了如此的高度："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83]）朱熹实际上还明确指出当时的帝王不如"古圣王"："陛下试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果尝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尝有如此之效乎？"结论是"则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

贯穿的仍是在道德自觉方面"天子与庶民一也"的宋人思路，这在泰州学派的教化实践中更是被推向了极致。其弱点是要想维系全盘行政化的强势格局，就必须投入更高的治理成本，因为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采取直接"行政化"的手段是有可能维持现状的，但一旦疆域面积扩展成帝国的规模，单凭"行政化"意义上的严刑峻法进行治理就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关中之申、候二子，实开横渠之先。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

然而在同治朝以后突然人才辈出，以布衣身份跻身将相之位者不可胜数，且相当一部分精英人物成为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14]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页69－70。

如他在《戊申封事》中说："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82]）要克服声色货利的诱惑，只有通过"讲学"以提升自身的道德。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三联书店2004年版，页868－928。（[54]） 以后新皇帝继位，总有一批这类深受"地域化"儒学影响的士人围着他反复陈说正心诚意的道理。

[38]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34。在南宋新儒学的系统中，礼仪的设置和实施是整个修身正心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居于形式而非主体的位置，大体而言是为修炼身心服务的，因此不能指望通过祭祀仪式让祖先对某人的崇敬之心有所回报，否则就有过于功利之嫌。《朱子全书》（23），页3123。尽管在《日知录》中，亭林说的是魏晋"正始故事"，但其叙述仍包涵着对以后历史演变态势的解释力量。

他说杨时当年尊崇王安石，后来拜师程颐之后，才省悟到安石错误之所在。他们没有意识到，"儒学"在宋朝其实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上层精英的形态出现的，是一股迥异于以往的新潮流。

尤其重要的是，宋明新儒家通过在上层教化帝王，在下层区域推行儒家教义的双向运动，使得自身从一种民间的自发状态重新回归到了政治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终成为任何朝代的上层政治体系构筑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所以表示"倘筑太平基，请自原俗始。

从理论上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似乎儒学就应该自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可以畅行无阻地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了。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最重要的是，岭南士人仍试图利用古老的道德实践思维去教化光绪皇帝，以达到变革政局的目的，其运思路径几乎与宋朝士人教化帝王所采取的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教化的内容已完全不同，其结果是必然遭到失败，并落下个没有政治行动能力和经验的恶名。惜其散脱残落，将遂泯没于无闻。先秦以来的礼仪中所述"庙制"，均为天子与士阶层而设，庶人没有立庙祭祀的权利，只能在居室中祭祀父母辈，历代宗祧也由"大宗"继承"小宗"，只能受大宗宗子的统辖。而礼教的功能则大有不同，它注重的更是一种身体训练和由此训练自然激发出的内心诚敬的情感。

江浙一带在清中叶以后兴起的考据学与近代科学的联姻关系也在不断被揭示出来，种种迹象均表明儒学在地方上仍持续散发着活力。可是以后历史演变的记载显然无法验证这种乐观判断，因为到了唐代，随着羁縻州设置的增多，声教所被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就颇为可疑。

（[104]）这段表述可以说是系统道出了新儒家如何在民间社会得以致用其理论的精髓所在，不过这还只是在纸面文本中透露出的一种意向和愿望。也就是说儒学缺乏某种"政治实用性"，更象是一种个人价值观的消遣和冥想。

[37] 《直阁朱先生弁》《宋元学案》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899。事功能力的阙失正表明把道德教化渗透到上上下下各方面已经成为了宋朝标示其"尚文"之国策的合法性的基本需要。

朱熹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礼仪如何顺利地为下层民众所接受，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这虽非什么大的灾变，却也搅得都城内人心惶惶。朱熹就说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出现此奇特现象的原因即在于湖湘士人比其他地区的士人具有更成熟的政治行动能力。

既然在整个设计框架中剔除了血缘伦理亲情治理社会的有效性，"吏"的控制理念不仅充斥着上层而且渗透进社会，奉行的是所谓个别人身支配方式，有学者称之为"法家式的单子论"（[25]）我的理解是，"单子论"的特点是吏胥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的个人实行治理，不大考虑人情伦理在构设人际网络关系时的作用，更不承认"道德"对社会控制与皇帝的统治会具有显著的支配性影响。或者不妨这样表述，"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为政治社会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实践"的方式和目标。

"（[27]）在《守令》一条里，亭林把"法令"过度使用的危害直接归结到"胥吏"的身份说："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当然有一部分乡约是从地方治安的角度设立的，道德教化色彩稍淡，这部分乡约往往由地方官设立，大多属于官办性质，如王阳明在江西创设的"南赣乡约"。

在宋人看来，习俗道德的改变似乎比吏事的实施更加重要，甚至可以带动吏事的解决。按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的区分，朋党政治在北宋就有按地域划分的迹象，有所谓洛党、川党、朔党之分。

因北宋立国基础十分薄弱，故时刻处于"畏"与"忧"的心理状态，故王夫之说宋太祖的心理是"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故有人称之为"儒家的庶民化"。提到宋朝帝国"内敛"气质的变化，我们自然会想到新儒学兴起所遵循的"道德主义"原则肯定是其文化气质发生改变的一个动因，但似应更深一步探问："道德主义"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即和宋朝以后的统治者希图减少统治成本的策略有关。要理解朱熹的"道学"理念，必须把它置于南宋时期"南北"对峙的空间格局里加以认识。

他们已不再讲君主与上帝的合一，而只讲师道与君道之合一，即"道"与"治"之合一了。因此，宋代以后只有通过宗族规模的扩大，将分散的族人集结起来，才能克服单个家庭势力薄弱所造成的官僚身份世袭化的困难，在统一宗法的制约下，通过族田、义学的设置保障族人最低限度的经济生活，和学习儒家教义的机会，从而提高科举入仕的概率。

'曰：'不知入而对宦官嫔御，又如何？'"上曰："亦以至诚。"表示："自当接以前席，慰兹渴想，望尔遄驱。

其《传习录》的口语化风格也更容易为不同阶层的人群所习读。宋室皇帝尤喜征辟布衣咨询国策，这就使大量未经科举正途入仕的士人有了直接与皇帝面对面对话的机会。